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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黎智英案・審訊第 52 日】
+author: 獨媒報導
+date : 2024-03-25 12:00:00 +0800
+image : https://i.imgur.com/LciFH41.jpg
+#image_caption: ""
+description: ""
+excerpt_sepa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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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赴日會見議員討論香港人權法案 稱可阻嚇人權侵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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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3間蘋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等罪，案件今（25日）於高院（移師西九龍法院）踏入第52日審訊。「十二港人」之一李宇軒繼續以「從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控方指李曾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創辦人兼執行總監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以訊息交流，其後裴倫德開設群組，成員包括李和正被港府通緝的邵嵐，李曾把建議制裁名單的連結傳送至群組。此外，李提及他在2020年頭到訪日本並會見議員山尾志櫻里，談論在日本議會上動議香港人權法案；他形容法案可以達至阻嚇作用，如果發現與香港有關的人權侵犯事件的話，「咁日本嗰邊就可以經呢個 process 去 deal with 佢喇。」至2020年5月的「重光計劃」眾籌，李表示他並沒有參與籌備，因當時國安法即將立法，「攬炒巴」劉祖廸等人擔心仍在港的李會被指「洗黑錢」，或眾籌款項被本地銀行凍結，最終決定「𠵱家唔洗你搞，同埋隔走T（另一名被告陳梓華）嗰邊」。
+
+「十二港人」之一李宇軒第九天以「從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由控方代表、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作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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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不欲從政 以避免政治包袱、增加角力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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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展示李宇軒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創辦人兼執行總監裴倫德（Luke de Pulford）的 Telegram 對話，在2020年1月12日，裴倫德向李稱曾經與英國議員 Lord Alton 談及李，而 Lord Alton 認為李應該從政。（“And discussed you with Lord Alton often, who thinks you should be in politics!”）李則回覆稱，不涉足政治是他的參與方式，因為他們刻意地需要素人，以增加他們一方的角力籌碼。（“Oh we’re kind of playing the game that way, in that we need someone deliberately not in politics to leverage power from this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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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am Chau 🔥 https://t.co/VLScT2548V — Luke de Pulford (@lukedepulford) [October 10, 2020](https://twitter.com/lukedepulford/status/131503877279121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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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倫德 Luke de Pulford（左）、劉祖廸（右）（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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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上解釋，如果他不是政治人物或政黨成員的話，便不會有政治包袱或不需要遵從政黨路線，會有較大的斡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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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指港人面對不同障礙 致未能向國際社會發出清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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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指，裴倫德在2020年1月12日設立一個 Signal 群組，成員包括李宇軒、邵嵐（Joey Siu）、Dimon 和 Natalie。李指 Dimon 是一間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職員，而該組織關心當時的香港自由情況；Natalie 則是一些加拿大港人組織成員。裴倫德在訊息中介紹各人，指邵嵐是「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IAD）成員，而李則是 SWHK（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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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表示，當裴倫德把他加入群組時，他並未有獲得 SWHK 其他成員的授權，所以他只是「in a loose sense」地代表 SWHK，並且基於他對其他 SWHK 成員意見的大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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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倫德在訊息中形容，他們面對很多障礙，以致無法向國際社會清晰地發出信息，而這些障礙必須克服。（“For loads of reasons, I think the obstacle preventing you from speaking more clearl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be overcome.”）控方追問「障礙」是指什麼。李指，其一是很多人都想維持以匿名身份，「所以有啲 idea 喺度，但唔會有人講到呢啲 idea。」再者，不同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時區，而且討論不夠集中，「有時講呢樣，有時講嗰樣。」李又指，沒有一個授權的機制可讓人代表特定群體，當不同人接觸國際社會的時候，對方無法得知一個人可以代表到多少群體入面多少人，例如某人會見英國國會議員時，對方不知道這個人可以代表到多少香港人。
+
+李續指，裴倫德在訊息亦提及香港的運動正處於關鍵性時刻（“I believe the movement is at a critical juncture.”），惟仍未有任何傳統民主派、政黨或者組織有意去擔任香港的代表，「結果從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嘅角度，冇一啲好 clear 嘅 message 出到嚟。」
+
+李指，裴倫德設立這個群組，原意是集合意見和進行討論。控方追問，為何裴倫德只將上述4人加入群組。李則表示：「我諗係 Luke 啱啱識我哋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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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組訊息顯示李宇軒傳送制裁名單連結
+
+控方指，群組成員 Dimon 在2020年1月19日發訊息，提及「Dr. Warren Mann」想要一份應受制裁的香港高級警員名單，因為他曾經在「前線」處理傷者，希望向美國政府施壓以制裁該些警察。李在1月21日傳送一條 Google Drive 連結，可通向制裁名單的公開版本。
+
+李指 Dr. Mann 是一名醫生，以他理解，Dr. Mann 想建議一些制裁對象。至於 Dimon 提及 Dr.Mann曾在「前線」處理傷者，李不肯定是指打仗的「前線」還是示威「前線」，他對此沒有認知。李又指，他傳送制裁名單的連結之後，似乎便沒有下文，「我記得呢個 group 最尾不了了之」，但他不記得是否在這一個時間點。
+
+翻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網頁，「Darren Mann」被列為醫療範疇的顧問，簡介指他是一名英籍手術師，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有在戰場和衝突地區工作的經驗，並且曾在國際上提出有關香港示威中違反「國際人道規範」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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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問在製作制裁名單一事上，「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IAD）」的角色是什麼。李則表示「我唔清楚」，只記得 IAD 曾就游說之旅向「G攬」報銷開支，而他則負責處理相關單據和向 IAD 歸還款項。李又指 IAD 不只會見政治人物，也會會見社運組織，以他所理解，IAD 會講述香港情況和支持香港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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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赴日會見議員討論人權法案 稱可阻嚇香港人權侵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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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供稱在2020年頭曾到訪日本，在日本國會議員山尾志櫻里（Shiori, YAMAO；本名「菅野志桜里」）位於東京的辦事處與她會面，同場人士包括山尾的助理倉持麟太郎、張亦澄和一名叫「村長」的在日港人，其中倉持麟太郎是協助草擬法案及處理法律技術問題。李上周五供稱張亦澄已草擬了法案的草稿，李並透過電郵傳送給山尾志櫻里和高井崇志，惟當他會見山尾時，卻發現山尾已經準備好另一份法案草稿，變相當日會面好像是山尾向李和張匯報法案詳情，「我哋去到，『嘩！既然你哋已經準備好晒』，咁我哋就禮貌上『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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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マグニツキー法についてコメントも引用して頂きました。制裁できないままの方が、制裁の判断を迫られずに済む。そんな外務省の逃げ腰な姿勢を転換させるのが政治の仕事だと思う。やれないからやらないんじゃなく、やるかやらないか国家として主体的に判断する枠組みが急務。 https://t.co/e7kURzV4wY — 菅野志桜里 (@ShioriYamao) [February 7, 2021](https://twitter.com/ShioriYamao/status/135829909786261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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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版マグニツキー法の制定をめざす議員連盟の発起人会に集まった山尾志桜里（奥右）、中谷元（同左）両氏ら=2021年1月27日午前8時42分、国会内、佐藤達弥撮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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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指，後來他們便開始嘗試爭取其他日本議員支持山尾所準備的人權法案。李形容法案可以達至阻嚇作用，如果發現與香港有關的人權侵犯事件的話，「咁日本嗰邊就可以經呢個 process 去 deal with 佢喇。」法官李素蘭追問，李剛才指法案並不同於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Magnitsky Act），那麼當某人被視為人權侵犯者（perpetrators of human rights）的時候，他們會有什麼後果。李僅指：「同一啲同日本 jurisdiction 有關嘅嘢會 restricted」，但他不記得有哪些範疇會受到限制，所以無法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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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疫情期間繼續爭取其他日本議員支持人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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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指，其後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所以有關法案的程序都停滯，日本國會亦未能開會。在這段時間，李透過電郵嘗試爭取高井崇志、井上哲志和山添拓支持山尾志櫻里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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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指，後來大約在2020年夏天，3個日本港人組織包括「Act with HK」、「SWHK@JPN」和「香港之黎明（香港の夜明け）」，在日本舉辦了一個活動，期間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透過錄像影片發表言論，她表示支持法案，並多謝日本人，希望日本的人可以繼續關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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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展示李宇軒在2020年4月12日發送給高井崇志的電郵，當中以日文表示香港人抗疫之餘還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並質疑日本政府將訪日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視為「國賓」。電郵又指，法案一旦通過，能夠帶動日本更多有關香港民主化、疫情亂局和人權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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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指沒參與「重光計劃」眾籌 因仍身處香港、國安法將臨 免款項遭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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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繼而就2020年5月的「重光計劃」提問。李表示他曾分別與「攬炒巴」劉祖廸和另一名被告陳梓華（網名T）討論。他指其時「攬炒巴」已經不在香港，與他之間的討論「主要係隔走我，唔畀我參與」，因為「攬炒巴」一方知道李仍身處香港，銀行戶口也是在香港，當時消息指香港會訂立國安法，惟外界仍未知條文內容，為了安全起見，「所以話唔好俾一個喺香港 jurisdiction 裡面嘅人 hold 住啲錢」，以避免遭指控「洗黑錢」或遭香港銀行凍結款項。李又指，當時「Project Hong Kong Trust」已經成立、在美國開設了銀行戶口，能夠處理眾籌而得的款項，所以不需要借用李的個人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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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陳梓華，李指因為「T嗰邊」曾經墊支，所以他亦需要與陳討論，「啫係意思係T嗰邊都唔好再墊支喇」，改為使用「Project Hong Kong Trust」的戶口處理錢銀。李指討論的結論是：「𠵱家唔洗你搞，同埋隔走T嗰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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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問為何會有「重光計劃」。李指當時檢視「G攬」眾籌之後的收支情況，根據 SWHK 網站所載，截至2020年5月，「G攬」錄得餘款約69.8萬美元（約546萬港元），所以決定舉辦第四次眾籌。李表示，由於他並沒有參與籌備是次眾籌，故此不知道他們使用哪一個眾籌平台，當時也不知道最後籌得多少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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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庭上展示的眾籌網站 gofundme.com 「攬炒團隊《重光香港計劃》— 攬炒過後是晨曦！[美金]」，顯示是次眾籌籌得175.5萬元美金。被問到眾籌款項由哪一個銀行戶口接收，李表示不知道，但他記得「傾嗰陣話係 Project Hong Kong Trust」。
+
+網站載有呼籲人捐款的文字：「2020年5月，國安法兵臨城下，但我地香港人已經準備好攬炒。天助自助者，琴晚國務卿 Pompeo 亦措辭強硬，直言香港自治已死，全面制裁即將降臨。」李指憑相關行文風格，相信這些文字是由「攬炒巴」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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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周三（3月27日）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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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HCCC5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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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黎智英案・審訊第 53 日】
+author: 獨媒報導
+date : 2024-03-27 12:00:00 +0800
+image : https://i.imgur.com/LciFH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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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群組中稱馬格尼茨基法最有力 裴倫德則指立法過程緩慢、證據門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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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3間蘋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等罪，案件今（27日）於高院（移師西九龍法院）踏入第53日審訊。「十二港人」之一李宇軒繼續以「從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李稱在「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成立之後，他與另一名被告陳梓華曾討論應否繼續留在 IPAC 幫忙，因李可以透過 IPAC 接觸不同外國政客，有利於建立人際網絡作游說工作；李亦考慮過會否任職美國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後來李決定留在香港協助「重光團隊（SWHK）」的工作。庭上展示李宇軒、IPAC 創辦人兼執行總監裴倫德（Luke de Pulford）及其他 SWHK 成員的 Telegram 群組，當中討論到如何回應北京決定訂立《港區國安法》，李曾提出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Magnitsky Act），即個人層面的制裁或經濟制裁某國家，似乎是最有力的措施。惟裴倫德則指馬格尼茨基法立法過程緩慢、證據門檻高，以及在歐盟成員國等地區不能達成。
+
+「十二港人」之一李宇軒第十天以「從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由控方代表、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作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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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指IPAC聯盟成員關心與中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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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簡稱 IPAC），李宇軒指它裴倫德（Luke de Pulford）是創辦人之一，而聯盟成員均關心與中國有關的議題。李表示他以義工形式協助 IPAC，包括替 IPAC 開設和編輯網站，及協助聯繫日本議員如山尾志櫻里（本名「菅野志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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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稱除了裴倫德之外，IPAC 中央秘書處成員 Sam Armstrong 和 Andrew Lawrence，以及另一名來自 Henry Jackson Society 的人士也會提供資料，以供李發布於 IPAC 網站。控方展示 IPAC 網站發布的文章〈Statement from Simon O’Connor MP and Louisa Wall MP〉和〈The Bear in the Room〉。李確認他有份協助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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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展示李與裴倫德之間的訊息，在 IPAC 正式公布成立之前，李問裴倫德是否需要香港傳媒的協助（“For media, do you need support at HK side”）；裴倫德則表示需要，而且他剛剛向黎智英作簡介，稍後會將新聞稿交給李（“Yes. I’m just briefing Jimmy L. Will give you pres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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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指根據訊息紀錄，當中裴倫德提及上載了 IPAC 成立的宣傳影片，可見 IPAC 的成立日期是2020年6月5日。李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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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am Chau 🔥 https://t.co/VLScT2548V — Luke de Pulford (@lukedepulford) [October 10, 2020](https://twitter.com/lukedepulford/status/131503877279121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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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倫德 Luke de Pulford（左）、劉祖廸（右）（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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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曾與陳梓華討論透過IPAC建立網絡 有利游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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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表示他有將 IPAC 的工作告訴另一名被告陳梓華（網名T），由於 IPAC 未正式公佈成立之前，裴倫德要求李保密，所以李當時只向陳暗示過，但沒有談及細節。直至 IPAC 成立之後，李有告訴陳 IPAC 已正式成立，故此陳會知道李有份協助。李轉述陳當時的回應大概是「Good job」、「加油咁上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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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問李為何會將 IPAC 的事告訴陳。李指當時會向陳談及有關香港的活動，例如「做緊啲咩」、「香港咩環境」等，「係一啲 general 嘅 conversation 嚟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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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C 成立之後，李稱他有繼續與陳梓華討論，當時「重光團隊」（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簡稱 SWHK）已經在不同國家嘗試接觸不同政客，作游說工作。而他們看過聯盟成員名單之後，發現名單上大部份都是他們想接觸的政客，甚至還有更多人。李當時認為，既然他可以直接接觸到裴倫德，意味著他可以透過裴倫德接觸到名單上的政客，「如果我可以 develop 到呢啲 connection 嘅話，international lobby 就會 effective 好多喇」，結論是他可以繼續在 IPAC 幫手，「啫係佢（IPAC 工作）同我嘅 international lobbying 冇衝突，反而仲會更加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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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曾考慮是否參與IPAC中央秘書處工作 憂予人印象「香港人搶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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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0年6至7月，李稱他曾與陳梓華、裴倫德和 SWHK 團隊之間有一系列的討論，關於李應否以個人身份加入 IPAC 的中央秘書處，協助資訊科技或其他崗位。一方面有人擔心此舉會否使李的身份曝光，或者令李備受外界關注，而且擔心「畀人一個 undeserved 嘅感覺，啫係好似一個香港人搶咪咁」，若果他當時未知 IPAC 的運作的話，「無端端一個香港人嚟，好似搶咪、搶光環咁，反而對成個 movement 仲衰。」
+
+李指，他們亦考慮過李應否以 SWHK 的身份參與 IPAC，可是不論是 SWHK 一方還是 IPAC 一方均有擔憂。SWHK 需要考慮是否在這個時候引人注目（rise profile）、會否引致不必要的風險，而加入 IPAC 是否 SWHK 想走的方向，以及是否所有成員都同意此做法。至於 IPAC 一方，李透過裴倫德得悉有 IPAC 聯盟成員反對 SWHK 加入聯盟，因為這違反 IPAC 避免有其他聯繫的原則。李又提到初時有很多社運組織和游說組織想加入 IPAC，但是裴倫德基於上述原則而一一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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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稱他與陳梓華亦有就此討論，而陳不反對李以 SWHK 的身份參與 IPAC，因衡量過李的個人作風和方向，直到他被警方拘捕的時候，討論仍在進行中，未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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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展示裴倫德於2020年6月傳送給李宇軒的訊息：「攬炒團隊正式加入『國際聯軍』IPAC」，李確認 SWHK 後來有加入 IPAC 的中央秘書處，惟不是所有成員都同意 SWHK 的中文名稱是「攬炒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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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曾考慮任職美國非政府組織 但最後決定留在SWHK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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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另提到，有見《國安法》即將立法，他與陳梓華曾討論過應該留在香港，還是到外國工作。另一名身處美國的 SWHK 成員 Shirley Ho 問李會否想去美國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工作，做執行主任譚競嫦（Sharon Hom）的下屬，或者形勢許可的話，李可以留在香港，但繼續任職「中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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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稱他當時考慮，如果他決定任職「中國人權」和做譚競嫦的下屬，需為時2年，與此同時，他可以在工餘時間做有關香港社運的活動，所以他當時正在 SWHK、IPAC 和「中國人權」之間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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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憶述，陳梓華當時認為任職「中國人權」並非有效地運用時間，所以二人均不傾向李任職「中國人權」，改為決定留在 SWHK 幫忙。二人亦傾向認為李應該到英國協助裴倫德，可能擔任 IPAC 某些職位或者協助其他英國的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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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指，最後在這個時候，SWHK 已經決定加入 IPAC，而不是李以個人身份加入 IPAC。李則一直留在香港協助 SWHK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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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光團隊與IPAC開設群組交流 李宇軒分析指北京搏外國不會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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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展示 Telegram 群組「SWHK IPAC」訊息紀錄，群組成員包括李宇軒（網名「RIP@?」）、裴倫德、Shirley Ho 和「攬炒巴」劉祖廸（網名「HK 再離開一下」）等。群組於2020年6月21日成立，李在開首訊息指，此群組的作用是與 IPAC 協調有關香港的聲明和回應，主要是近期的《國安法》議題。他又指如果 IPAC 沒有發表聲明的話，SWHK 可以出聲明以填補空白（fill the gap）；但如果 IPAC 打算出聲明的話，SWHK 不會與之重疊，而轉為在社交媒體分享或轉載 IPAC 的聲明，使曝光率推至最高（maximize coverage）。
+
+裴倫德問及發表聲明的最佳時機。李宇軒則分析指聲明目標有兩個效果，其一是國際向北京施壓，使北京放棄訂立《港區國安法》，其二是他們容讓《國安法》通過立法，之後以負面角度定性《國安法》，迫使香港或國際社會更加反抗中國，而發表聲明的時機則視乎他們想達至以上哪一種效果。
+
+李又在群組中表示，他的判斷是北京想證實國際社會並不會真的實施制裁或強硬政策，似乎北京會發表外交聲明，聲稱卑躬屈膝的話便可得到經濟利益，之後外國政府便會讓步，北京從而可以避免承擔後果。
+
+#### 裴倫德在群組中指 IPAC 成員在議會權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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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倫德則在群組中指，他不希望作出不切實際的承諾，英國議員的權力有限，而 IPAC 的威脅需要是可行的，否則北京不會害怕任何人。
+
+李宇軒回應指，「市面上」已經有很多譴責中國的聲明，包括外國政要、外交大臣等，而 IPAC 則有一群議員，似乎有一個合適位置向中國聲稱，「如果你做了某些事的話，我們便會在議會上提交政策議案進行討論」，因為這是議員的職能範圍之內。之後裴倫德指李似乎誤解了 IPAC 政客有能力提交政策議案，但事實上他們作為「後座議員」權力有限。
+
+李宇軒庭上解釋，他認為如果 IPAC 的成員可以在各自國家的議會提交政策議案討論的話，便會更加有效，但裴倫德指他有誤解，因 IPAC 的成員職能上可以動議法案（propose bills），但不可以提出討論政策議案（table policies）。
+
+#### 群組中提出馬格尼茨基法 李宇軒：自己沒有想法、旨在引起討論
+
+裴倫德在群組中表示，他認為 IPAC 應該發表聲明之餘，輔以一項實質行動。惟李宇軒卻認為已經有很多譴責中國的聲明，應該集中在特定行動。裴倫德問李認為 IPAC 就香港議題做什麼是最有力，又提到有 IPAC 成員不喜歡「救生艇計劃」，因認為它代表「承認被打敗」。李亦表示不喜歡「救生艇計劃」，他無意推動一項放棄香港的政策。
+
+李其後提到，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Magnitsky Act），即個人層面的制裁或經濟制裁某國家，似乎是最有力的措施，而且當英國議員集齊足夠簽署提出動議，便不是不可能達成。李又提到，日本議員山尾志櫻里曾經在一次線上會面提出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他認為如果可以說服日本通過馬格尼茨基法，便可以與國際配合一同實施。惟裴倫德指馬格尼茨基法立法過程緩慢、證據門檻高，以及在某一些地區不能達成，例如歐盟成員國。
+
+李宇軒庭上解釋，當時他在群組中提及馬格尼茨基法，只是想提出一些想法，希望引起其他人討論，而他並沒有主張自己的想法。法官李運騰問，李的意思是否他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想其他人一起討論。李確認。
+
+至於控方問及山尾志櫻里何時提及馬格尼茨基法，李則表示不肯定山尾在哪一次線上會議中談論過。
+
+李在群組中提到另一個選項，就是要求取消香港特殊地位，但他認為這與「救生艇計劃」沒有分別，都是放棄自己所屬的城市。他又指 IPAC 並不會主張香港獨立，也不會叫其他國家承認香港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因他理解這在外交層面是不切實際。
+
+案件明日續審。
+
+---
+
+案件編號：HCCC5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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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out: post
+title : Wagner Group In Mali
+author: Antonio Giustozzi
+date : 2024-03-27 12:00:00 +0800
+image : https://i.imgur.com/bSOjAJX.jpeg
+#image_caption: ""
+description: "A Mixed Picture: How Mali Views the Wagner Group"
+excerpt_sepa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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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Despite the death of its leader Yevgeny Prigozhin, the Wagner Group’s operations in Mali continue. But how do locals feel about the mercenarie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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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gner Group, a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y (PMC), appeared in Mali in December 2021 and is still operating there as of March 2024. There was some disruption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Wagner mutiny and the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group’s leader Yevgeny Prigozhin, with Wagner staff seemingly panicking, salaries being delayed and operations being suspended or downsized for some months. At the time of writing, however, the activities of Wagner have changed little overall compared to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3, at least as far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alians are concerned.
+
+The reasons why the Malian government began the discussions in early 2021 that eventually led to Wagner arriving in Mali are complex.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one particular aspect, which is Wagner’s expected contribution to achieving the aims of a range of actors: the Malian government, the armed forces and various communities that make up the Malian social and political space.
+
+There are strong perceptions that Wagner has contributed relatively little to Mali’s struggle against jihadist groups and may even have presided over a deterioration in the situation. Sectors of the population may indeed have expected that Wagner would help restore security and service delivery in areas affected by the jihadist insurgencies, but that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primary reason why Wagner was called in, as far as the Malian authorities are concerned.
+
+With just over 2,000 men in the country at the peak of its operations in early 2023 (according to Wagner sources), including a team handling the small air force that Wagner had established there, another team protecting the ruling elite and all support elements, Wagner simply did not have the resources to even contemplate reclaiming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erritory from Mali’s disparate opposition groups, which include five jihadist groups (Jama’at Nasr al-Islam wal Muslimin, Ansar al-Din, Al-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l-Mourabitoun and Katibat Macina) and three coalitions of northern secessionist (or former secessionist) groups. Pro-Russian propagandists certainly celebrated the departure of French forces, but the Malian authorities originally had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MINUSMA and French forces with Wagner. The intent had rather been to establish Wagner alongside the two missions, according to a senior source in the Malian government. As noted above, negotiations with Wagner and with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started even before the May 2021 coup that deposed President Bah N’daw (who had reportedly opposed his government colleagues’ enthusiasm for bringing Wagn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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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ians’ rationale was that MINUSMA and the French were too combat-shy and would never defeat the opposition with their soft counterinsurgency approach. French cosiness with some of the Tuareg groups in the north was viewed with particular apprehension and concern in Bamako, giving rise to a range of conspiracy theories. Bamako’s hypersensitivity on this issue has recently led to a diplomatic clash with the Algerian government. The Malian government does not like the reconciliation route to pacification with the Tuareg rebels in the north, which was sponsored by the French, and wants a military solution instead, which Wagner is happy to support. Wagner was thus meant to strengthen the offensive capability of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undermining the territorial control exercised by opposition groups and taking the war back to the north. Indeed, to this day, the recapture of Kidal in the north in November 2023 remains the main achievement of Wagner in Mali, as far as the Malian authorities ar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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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There are strong perceptions that Wagner has contributed relatively little to Mali’s struggle against jihadist groups and may even have presided over a deterioration in the situation`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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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ian authorities may have miscalculated when they decided to bring the Wagner Group in, underestimating the depth of geopolitical rivalries. However, when asked to choose between the French and Wagner, they opted for the latter and rejected French efforts to prevent the contract being sign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1. Among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likely to be Wagner’s commitment to securing the regime and to doing whatever it asks for. Many who supported Wagner’s entry regret that this resulted in the departure of MINUSMA and of the French, with a destabilising impact in some areas.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to what extent the regime that emerged from the May 2021 coup sees this as a problem now. Wagner might have deliberately manipulated the situation to create a long-term Malian dependency on its services, but it is also perfectly plausible that the Malian regime (perhaps unwittingly) manoeuvred itself into this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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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ian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pay Wagner for its activities in Mali and still seem supportive. This might be less of an elective choice than in early 2021, given the resulting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and how the departure of other foreign military forces has made Bamako dependent on Wagner. Without Wagner,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lack the punch to challenge insurgent control. In any case, at least according to Wagner sources, the Malians are asking the Russian PMC to do mor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expanding its training effort and air force capabilities. In part also thanks to regime control over the media and to the powerful propaganda machine set up by Wagner, the population of Bamako and of some other cities also appears to be mostly supportive of Wagner’s presence and of its role, as even local critics of the government tend to ac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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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ural areas, the picture is much more mixed. In areas directly affected by Wagner’s operations there is strong resentment against its ruthless approach and its penchant for violence.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for Fulani communities in central Mali, which have been targeted because many of their younger members have joined jihadist groups.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group’s deployment, when Wagner forces were often deploying alone and lacked adequate local intelligence or often even interpreters, their policy of executing suspects wreaked havoc. Even sections of the local Fulani population who used to oppose the jihadists have been alienated by the looting and arrogant behaviour of Wagner forces and associated militias, according to local no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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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less to say, Wagner appears to be very unpopular among the Tuaregs in the north as well, given its role in bringing the war back to the region and in destroying the June 2015 agreement with the Tuareg rebels (which was finally abrogated by Bamako in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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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r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the tactical units that share operating space with Wagner units often experience friction with them, not least because Wagner operates under a separate chain of command (it is under the National State Security Agency) and the two chains appear to be poorly coordinated. In extreme cases, there have even been episodes of violence, typically ending in injuries and loss of life among Malian soldiers. 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accusations of racism levelled against Wagner fighters from the ranks of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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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The Malian regime is clearly unconcerned about popular support in remote areas and appears to believe that the way forward lies in increasing its coercive capabilities`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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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ime, Wagner forces started being accompanied by Malian armed forces units, often special forces; by various local militias, in particular the Donzo, who mostly operate as scouts; or by defectors from armed groups associated with the JNIM. While some sources report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Malian army has a mitigating impact on the behaviour of Wagner mercenaries, the same is not true of the militias. Much of the violence perpetrated by Wagner forces appears to be driven by the Donzo militias, which have rivalries with local communities – typically Fulani, who have signed “survival pacts” with the insur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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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 friction, local sources say that Wagner forces, which typically operate in groups of around 50, share many of the same attitudes towards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as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Neither believe in soft or population-centric approaches, even if Wagner forces are remarkably more violent towards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han the Malian army is. Prisoners and locals are coerced into cooperating with Wagner and its pro-government allies, yielding information and even being forced to lead them towards insurgent hide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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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Wagner’s modus operandi aligns more closely (although not perfectly) with that of the Malian armed forces than the French or MINUSMA, it is clear even to the Malian authorities that as it stands the Russian PMC will not decisively defeat the insurgents. Wagner is training the Malian special forces, but that will hardly be enough to lead to a major expansion in Malian capabilities. The Malian regime is clearly unconcerned about popular support in remote areas and appears to believe that the way forward lies in increasing its coercive capabilities – hence the desire for a more powerful air force and for expanded training of its ground forces, as mentioned above. Perhaps securing “useful Mali” (cities, roads, mines) is what Bamako is prioritising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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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risk to Wagner’s position in Mali has paradoxically appeared to emanate (for a period at least) from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tself, with considerable turmoil for months after Prigozhin’s death. As of February 2024, the Wagner presence in Mali had been halved to about 1,000 men, and sources within the PMC say that 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Malian regime’s request for additional assistance. This appears to be mainly a result of Wagner’s difficulties in retaining and replacing staff (many left the company after Prigozhin’s death), which might in turn be due at least in part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lack of desire for Wagner to grow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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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ome months of friction, an agreement appears to have been reached whereby Wagner operate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ce (MoD), according to sources within Wagner. Under the deal, the MoD no longer charges Wagner for the rented vehicles and air fleet deployed to Mali or for ammunition. Nonetheless, it is not clear how stable this deal is, given the bad blood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reportedly still want to replace Wagner with Redut PMC, but negotiations over this have been sluggish. For now at least, the MoD is accepting a continuing role for a diminished Wagner Group, especially in combat operations, while looking for ways to replace it with Wagner’s competitor Redut or even direct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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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Antonio Giustozzi__ is currently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RUSI. He is the author of several articles and papers on Afghanistan, as well as the conflict in Syria and jihadist groups in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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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黎智英案・審訊第 54 日】
+author: 獨媒報導
+date : 2024-03-28 12:00:00 +0800
+image : https://i.imgur.com/LciFH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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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推翻中共可達至解放香港 國安法後提議游說外國取消與港引渡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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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3間蘋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等罪，案件今（28日）於高院（移師西九龍法院）踏入第54日審訊。「十二港人」之一李宇軒繼續以「從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庭上展示李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創辦人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之間的訊息對話，二人在《國安法》實施之前討論對策，裴倫德指香港在整個地緣政治的大局裡會被殃及，李則表示香港人樂意「攬炒」。李的訊息又指香港人嘗試以示威來說服國際社會作出改變，但是至今仍未見有任何制裁措施針對侵犯人權者，只有「譴責聲明」。李指上述訊息的潛台詞是希望 IPAC 除了「譴責聲明」之外，可以為香港做更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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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另就運動手段和目標辯論，裴倫德認為如果最終目標是香港自治的話，毀滅中共是一個手段，因香港自由化的敵人是中共；李雖然同意推翻中共可能是達至解放香港的一種手段，但是香港人的目標並不是在北京層面推動民主化。李亦認為外界期望香港人透過上街來推翻中共是不切實際，因香港年輕一代已經開始覺得悼念六四不關自己事，現時統治香港的人是「香港政權」加上「北京政權」，但香港社會暫未有足夠意見認為要擴展至「推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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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指裴倫德的訊息是在說服他嘗試把眼光集中在中共身上，而非只聚焦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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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港人」之一李宇軒第11天以「從犯證人」身份出庭作供。由控方代表、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作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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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倫德訊息指香港會遭受殃及 李宇軒覺得香港人樂意「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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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展示李宇軒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簡稱 IPAC）創辦人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之間的訊息紀錄。在2020年6月27日，裴倫德向李稱他們的策略需要調整（“Andy I think our strategy need to pivot.”），又指現時問題是如何懲罰和征服，並如何利用降臨在香港的「可怕東西」，在六個月內「殺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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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question now is how to punish, divide and conquer. And how to use the terrible things that will happen in HK over the next six months to kill the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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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倫德補充，香港會遭受殃及（“HK will be collateral.”）。李回應，香港人知道並且樂意扮演這個角色（“this we know and we are very happy to play this role”）。李庭上解釋，訊息中「play this role」的意思是「攬炒」，即是不論對於自己一方、對方還是各方，「對大家都有傷害嘅嘢。」至於裴倫德的訊息「HK will be collateral.」，李指他意思是在整個地緣政治的大局裡，香港會變成遭受殃及，而李認為香港人樂意「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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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李運騰問李的意思是否香港會遭到破壞，對方同樣會遭到破壞，而李樂意付出這個代價。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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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預料香港不會再有大型示威 因示威只換來「譴責聲明」不值得 未見任何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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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軒其後向裴倫德說，中共已經做了非常可怕的事，即是他們的陣營沒有任何人要求訂立《國安法》，也沒有人設局誘使中共這樣做，中共只是出其不意地立法及實質上重燃運動，李認為他們只需要說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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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倫德問李，示威有什麼前景（“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李則指香港人嘗試以示威來說服國際社會作出改變，但是至今仍未見有任何制裁措施針對已退休的指揮官陶輝或其他侵犯人權者，他們仍然在自由自在，但香港人得到的只有「譴責聲明」（“so far we haven’t seen concrete sanctions falling upon, say, Dover or other perpetrators; they still roam free and all we get are ‘condemn’ statements”）。李又指，香港人的性命只換來一些聲明並不值得（“the lives of HKers aren’t worth just in exchange for some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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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上解釋，他當時的判斷是香港短期內不會再有大型示威，因為香港人不認為有用，經過示威後除了「譴責聲明」外便什麼也得不到，所以李在訊息中向裴倫德解釋為什麼香港不會再有大型示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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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指當李說香港人不認為示威有用時，李是否該些香港人之一？李回答：「我當然係香港人。」控方又問，李認為示威沒有用，那他認為做什麼才有用。李則表示：「我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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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李運騰問，裴倫德是否不建議再進行大型示威。李表示不是，當時《國安法》即將生效，裴倫德希望他可以預計會發生什麼事，以便日後在英國或美國層面作出回應，所以李告訴裴倫德大型示威似乎不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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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李運騰再問，李是否在訊息中說服裴倫德或 IPAC 要採取什麼行動。李則指上述訊息的潛台詞是：「如果你哋做多過出譴責聲明嘅話會更好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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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稱為香港而運動、推翻中共僅次要動機 裴倫德則認為應先推翻中共才能解決香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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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又向裴倫德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建立香港，推翻中共可能是一個次要動機，但這動機從不會強大到足以令香港人考慮犧牲自己（“the thing is, our aim is to first establish HK, taking down CCP might be a secondary motive but it will never be a strong enough motive for HKers to consider sacrificing themselves”），因他們是為香港而參與運動，而不是在北京層面推動民主化（“w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not for some democratic change at Beij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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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倫德則回應，「推翻中共」與「建立香港」兩者是密不可分，如果最終目標是香港自治的話，毀滅中共是一個手段（“If the end is self government, the means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CP”）。李宇軒則回應，這是手段與最終目標的問題（“it’s the means vs end perception”），而推翻中共可能是達至解放香港的一種手段（“take down CCP might be a mean to liberate HK (the end)”），但不是掉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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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李運騰問李和裴倫德是否在訊息中辯論，李表示「都有啲」；李官又問二人是否有意見上的分歧。李指分歧可以總結為，他自己當時的形勢判斷是以香港為中心，而「Luke de Pulford 應該認為呢個係要由北京嗰度開始睇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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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官追問，所以裴倫德的視野比李看得更遠和更大，因為他想中國作出改變。李則理解：「應該係 Luke de Pulford 認為首先要係中國做咗改變，然後先至可以解決香港問題，但我就覺得無論中國有冇改變都好，我個 focus 係喺香港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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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追問李所說的「中國改變」是否意指推翻中共。李同意。控方又問，想透過推翻中共達到什麼目標。李回答：「Liberate Hong Kong⋯⋯啫係解放香港，由中共手中解放出嚟，做返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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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官則表示不解，昨天的「SWHK IPAC」群組訊息顯示，李並不主張香港獨立，與上述李和裴倫德之間的對話內容不同。李則解釋，在「SWHK IPAC」群組討論的語境之中，他的確不主張港獨，但是在與裴倫德討論的語境下，「我唔反對呢條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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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倫德稱香港自由化的敵人是中共 惟李宇軒指香港人不認為要擴展至「推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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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倫德向李解釋，從政的首項要點是「你永遠有一個敵人」，第二點是打敗敵人的方法是打散它的部隊、狠擊它和佔領它的領土。裴倫德又強調任何未能認清敵人的策略都不是策略，而香港自由化的敵人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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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則指第二點是他們一直嘗試做的事，所以制裁是「願望清單」首位（“that’s why Sanctions have been on top of wishlists”），尤其是有針對目標的制裁（“esp targeted sanctions”）。李在庭上解釋，他在訊息所說的制裁對象是涉及侵犯人權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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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訊息中向裴倫德表示，他認為外界期望香港人透過上街來推翻中共是不切實際，香港年輕一代已經開始覺得悼念六四事不關己，所以敵人並不是中共本身。李續指，如果要談論敵人的話，現時統治香港的人是「香港政權」和「北京政權」，但暫時香港社會未有足夠意見認為要擴展至「推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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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上解釋，因為當時香港自由民主被壓縮的政治環境，是由香港政權所造成，而香港政權背後有北京政權撐腰，「叫香港嘅政權咁樣去管治」，所以他在訊息中說統治香港的人是「香港政權」和「北京政權」。他認為裴倫德是在說服他嘗試把眼光集中在中共身上，而非只聚焦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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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李運騰問，所以裴倫德認為中共是敵人，有需要推翻它，過程中香港會被殃及。李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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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託裴倫德邀請外國政客參與反國安法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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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9日，李宇軒向裴倫德傳送一份反《國安法》聯署聲明連結，指暫時收集了21個簽署，包括17名香港區議員和4名日本議員。李託裴倫德邀請更多外國政客、社運人士和組織參與聯署，並指聲明會安排在6月30日凌晨發布，因要趕及在國安法實施之前發布，以保護參與聯署的香港區議員和在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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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供稱，SWHK 成員有共識不在 SWHK 的網站發布該聲明，他其後開設了一個名為「Anti NSL」的網站，在《國安法》生效之前發布了聲明，從6月30日至7月初，他仍然持續收集聯署及更新聯署名單。至於為何李在訊息中稱該聯署聲明可以補足 IPAC 的聲明，李庭上解釋該聯署聲明有香港區議員的支持，又開放予組織參與聯署，加上有日本議員，「呢啲係當時我覺得 IPAC 聲明做唔到嘅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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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李向裴倫德傳送新聞稿，顯示聲明標題為〈香港民選區議員及各國議員等組織聯署 反對港版《國安法》並呼籲國際社會推行政策回應〉，共有83名議員、政界人物和民間組織參與聯署，涵蓋14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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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庭上展示「Anti NSL」網站截圖，顯示聯署人士包括「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和山尾志櫻里（本名「菅野志桜里」）。聲明內容要求各國針對有份侵犯人權和削弱法治的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凍結資產等，又促請各國持續監察中國的行為，例如是否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聲明又要求民主政體提供誘因支持企業將生產線和營運基地轉移至民主國家，以減少經濟方面對中國的依賴，各國應聯手在經濟層面脫離中國的影響，以及檢視中國資本的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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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提供3種語言版本，即英語、德語和「香港話」。至於為何只有這三種語言，李表示沒有特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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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指國安法後出現「政治罪行」 研游說外國取消司法互助協議或引渡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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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日，李宇軒問裴倫德是否應該游說外國取消與香港簽訂的司法互助協議或引渡逃犯措施，又問裴倫德或 IPAC 是否會就此展開工作，或者交給各地的港人組織去做。李庭上解釋，因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便開始有「政治罪行（political crimes）」，所以其他國家需要因應香港的政治罪行而重新檢視司法互助協議或引渡逃犯措施，以及考慮是否繼續簽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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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指，IPAC 部份成員成立了一個小組來研究這範疇，但他不是小組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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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軒協助 IPAC 聯絡山尾志櫻里討論取消與港引渡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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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紀錄顯示，裴倫德要求李幫忙問日本議員山尾志櫻里翌日是否有空出席小組會議，討論引渡協議。李之後稱已問了山尾。控方問該次會議是關於什麼，李指不同 IPAC 成員會講各自地區與中國和香港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司法互助和引渡協議，以及有沒有機會要求政府重新檢視該些協議，之後成員會各自跟進。李亦確認除了山尾之外，還有英國、澳洲、加拿大和德國的 IPAC 成員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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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倫德告訴李，IPAC 之中有9個成員國家與香港仍有引渡協議，所以目標是游說這9個國家。他其後向李傳送一條 Google 線上會議連結，邀請李參與小組會議。李確認他有列席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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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之後，裴倫德叫李向山尾確認她有意在日本議會提出修訂與香港之間的司法協議，並告訴李加拿大已經宣布撤回與香港簽訂的引渡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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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4日，裴倫德傳送一則 Twitter 帖文給李，內容提及 IPAC 經過開會討論《國安法》和引渡協議之後，確定他們的立場是不應有逃犯引渡協議，與會者包括加拿大眾議員 Garnett Genuis 和 加拿大律師 Irwin Cotler。他並託李叫 SWHK 轉發此帖文。李庭上確認他有列席上述帖文提及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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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法官杜麗冰在午膳期間不慎被剪刀割傷，她稱雖然能夠止血，但決定提早至3時半休庭，以前往急症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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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將於4月8日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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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HCCC51/2022